前言：

宁海法院开庭，一个认罪认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的案子。

该案事实上、证据上、法律上，已经没有辩护空间。

在银雷律所李启超律师的努力之下，该案当庭减刑！

张三，宁海人，因团伙盗窃入狱。

张三的家属咨询过多家律所，大部分认为这是个死案子。

因为，张三是多次犯罪，已经认罪认罚。而且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，已经把他的犯罪次数从二十八次降成了二十三次。

这就意味着，从法律上来讲，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辩护空间。

经人介绍，他的家属找到北京银雷律师事务所（简称“银雷律所”），请求委托，银雷律所李启超律师接下了家属的委托。

简单了解案情后，李启超律师认为，该案还有辩护有空间：

无罪辩护不行，可以罪轻辩护；

法理辩护不行，可以情感辩护。

他召集银雷律所办案律师团队商议此案，快速制定办案策略，有条不紊开展办案。

李启超律师先到法院阅卷，然后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。

在会见的时候，李律师非常详细的向张三了解了他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包括案发前的家庭状况，心理状态，又从侧面了解了张三的为人和之前的特殊经历。

在银雷的办案律师看来，充分挖掘案情，不仅仅是侦查机关收集的，公诉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，还要深入去挖掘当事人的成长经历，特殊背景等等。

这些往往不为侦查人员所重视，却是情感辩护的重要基础材料。

李启超律师依旧记得第一次见张三，南方的海边，阴冷的天气，小雨下的四周一片雾蒙蒙，就像他此刻的心情。

第一眼见张三，让李律印象深刻的不是他黝黑的皮肤、瘦小的身材，而是他脸上那片触目惊心的烧伤。

李律心里一颤，他还看出张三走路一瘸一拐，他问张三是不是被刑讯逼供了，张三摇了摇头说不是，这是之前救火的时候，为了救个老太太受的伤。

张三看起来并不在意这些伤，他只是有点焦虑自己能不能快点出去，他担心妻子和幼子无人照顾。他跟李律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律师，开庭的时候，你帮我说吧。”

李启超律师安抚他说：“我今天来见你，就是告诉你有机会可以陈述，要尽可能自己来求情。”

李律师随后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讲清楚了自己的办案思路，要求张三用一天的时间去总结和演练。

为什么要让当事人自己去陈述？

在李律师看来，案件的当事人是直接经历者，相当于直接证据，律师是间接人员，相当于传闻证据，传递的效果还是有差异。

不久后，法官就会见了张三，会见之后，法官给李律师打了电话，询问李律师是不是教张三怎么说话了。

对此，李律师表示，自己只是帮张三梳理了遗漏的客观事实，而且能提供证据。

刑事律师，刀尖起舞，到位而不越位，要规避自身风险，才能更好的帮助当事人。

李律师跟张三讲了如何面对庭审可能会出现的情况，与法官前后三次电话沟通，庭前见面交流，庭后就单独交流了一次，沟通的特别充分。

庭审当天的质证环节，整个审判厅鸦雀无声，大家都被李启超律师的讲述所吸引。

他给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讲述了自己在法院门口第一次见到张三的妻子，瘦小的女人用背篓背着一个黑黑小小的孩子，孩子刚会叫爸爸。

张三的妻子就这样背着背篓，吃力地跪在法庭的台阶上签了委托书。“她对我说，李律师，我们全家的希望就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，我不想我的孩子刚会叫爸爸，却只能对着一张照片叫。”李律师动情地说。

一个女人恳切的期望，让他觉得肩头格外的沉重。

李律师讲述了张三的妻子患了重病，需要长期的治疗，一次又一次的治疗花光了两人本就微薄的积蓄，生活所迫，张三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。

也告诉大家，在那个阴雨天，当他知道张三在今年正月分参加当地山火救援行动中，见义勇为救了一位老太太，导致自己脸部烧伤，脚也受了重伤后，心里那种沉重的被触动的心情。

“正是因为我的当事人脚受伤后，没有工厂愿意雇用他，妻子治疗又需要钱，情急之下，才选择铤而走险，最终触犯了法律。”

李律师看着法官，认真地说：“虽然我的当事人犯法了，但他确实是一个负责任，有担当的男人。”

李律师还出示了他找当地政府开具的张三救火的证明、妻子的病例，家庭收入证明等材料，完整的提交给法官，希望能酌情参考。

李律师的讲述不长，言简意赅，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。

听到山火，参加庭审的很多当地人都印象深刻，不住的点头。

很多时候，律师啰嗦的开始，就是法官内心设置屏障的开始。

“当事人往往见到法官，就有一肚子委屈要诉说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法官不是来听他们吐苦水的，他只是来工作的，还有好几个人要提审……”李律师说，这是他多年庭审的经验之谈。

他认为，基于案件事实本身，既要有委屈，也要能明确指向案件核心问题。即使有理，也要尽量“理直气柔”，这样更容易让人接受。

或许是李律师的讲述让法官动容，又或许是张三良好的认错态度感动了上天。

检察官不再坚持他的量刑建议，法官也向院长申请了不当庭宣判，而是给李律师几天时间，让他再去进一步完善证据。

该案的主审法官是原刑庭庭长，员额制后又回到一线。

庭审后，法官加了李启超律师的微信，要李律师的辩护词及补充材料。

公诉人当庭也同意法庭酌情量刑，不再坚持量刑建议。

“简易程序，法院院长特批同意不当庭宣判，留时间给我们补充材料。”李律师高兴地说：“这次情感辩护，成功。”

法官第二次给李律师打电话，表示这类案件，当地没有判缓和减刑的前例。

李律师说，有同样情况的案例，比该案还重，但判的比该案轻。虽然该案例和宁海不同地区，但是同省，都是浙江的案例。

可能是之前的沟通给法官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，李律师玩的这个“小花招”，法官没有直接反驳，而是不置可否。

办案人员对于罪与非罪的判断，一般是不会受到感情影响的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办案人员大都具备一定的理性、逻辑乃至于法律素养，较为清楚何者为罪，何者不为罪；另一方面因为在办案人员看来，就某一件事，如果自己能够很直观地看出罪与非罪，那么实际上别人也可以。

因此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因为同情等原因而将一个本来属于犯罪的案件定为非罪，是非常失职的，风险也很大。

法官第三次给李律师打电话，说会提交酌情的证据，法律之外，尽量争取。

至此，该案罪轻辩护，成功！

后记：

法律不外乎人情。

其实法律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冷冰冰的，尤其是量刑辩护方面。

大是大非自然是不能错的，但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，对于社会危害性并非巨大的当事人，仍然应当保有法律的温度。

如果一个人确实值得同情，那么把“枪口抬高一厘米”，不对准这个人的心脏而是射击肩膀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